日前，广东省高院、省检察院、省公安厅联合出台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的工作指引》，明确公检法办案机关要加强协作配合，全链条全方位打击，最大力度最大限度追赃挽损，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。
天下苦电信网络诈骗久矣！无论是已经为众人耳熟能详的热点案件，还是从国家到地方近年来对反电信诈骗所做努力、所取得的战绩，都让此番广东有关部门的工作指引得到外界颇多关注。
反诈不是只有社交平台颇为热络的反诈APP花式推广一项，刑事追责链条中的国家态度，皆体现于一板一眼针对案件办理的程序性指引中。
首先要看到，此番“工作指引”涉及案件管辖、犯罪行为、主观要件、犯罪数额的认定，以及涉案财物处置、证据收集与审查等刑事案件办理的诸多方面，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侦控审环节给出了更为具体的规范意见。而在此之前，最高法、最高检及公安部亦于2021年6月出台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(二)》，粤版“工作指引”可视为对国家层面“反诈”部署的实践呼应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两个月前，在回应多位省人大代表的专题询问时，广东省高院副院长赵菊花还曾针对“部分案件类案不同判等问题”，透露侦控审公检法三家联合制定相关工作指引的进展，拟通过对关联犯罪与共同犯罪、案件管辖、涉案财物处置等问题的规定，“以规范案件办理”。
出台工作指引的初衷，除了确保各部门形成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力，还包括有“规范案件办理”的内容，这一关键讯息于公众而言并不意外，此为司法机关在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守护法治底线、保持制度理性的既定职责。事实上，在已经公开的“工作指引”相关内容里，也不乏对案件“证据收集与审查”以及“综合全案主客观证据”的明确表述和强调，可知在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金刚怒目中，亦有重证据、讲程序的司法理性在坚守。
不仅如此，此番“工作指引”还提出，对犯罪集团组织者、策划者、指挥者和骨干分子“利用”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、老年人、残疾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，依法从严惩处。规范表述中的一句“利用”，也与此前“两高一部”相关意见的精神相呼应，后者曾明确表示，对在电信诈骗案件中涉案人员存在的“三低”(即低龄、低学历、低收入)现象，尤其是其中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等特殊群体，需要办案机关“综合主客观各方面因素，依法审慎作出司法决定”。
全链条全方位给电信网络诈骗以暴击，既要落实宽严相济的总体要求，又要有重点突出、从严从重的雷霆之势，更不能忽略“少捕慎捕慎押”的司法理性，这是对本轮司法改革一系列成果的郑重检验，也是专业、审慎司法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电信诈骗人人喊打，在不同个案所披露出的被害人群体惨状面前，尤其需要冷静扎实的案件侦办、起诉与审理来回答国家法治的程序之问，这是专业部门担负特定法律职责的意义与价值所在，也是此番“工作指引”出台的最大政策背景。正如此前广东省高院官微推介“绣花功夫办铁案”的揭阳中院法官吴惠水所言，面对群情激昂要求“严判重判诈骗者”的网络声浪，司法的专业与理性尤其要求办案机关能“严把事实关、证据关、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，在每一个关口上下足功夫”。
近日，广西田东县公安局刑侦部门牵头，多警种联合行动，持续开展“红城反诈春季行动”，打掉一洗钱犯罪团伙，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，缴获赃款15万余元及扣押汽车2辆。
3月28日0—24时，中国内地31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93例。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5例（四川27例，广西15例，上海11例，北京3例，福建3例，广东3例，云南2例，山东1例），含2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（四川18例，广西4例，山东1例，广东1例）；本土病例1228例（吉林1055例，其中长春市622例、吉林市426例、四平市7例；上海96例，其中浦东新区39例、静安区10例、闵行区9例、宝山区8例、长宁区7例、徐汇区6例、虹口区4例、松江区4例、普陀区3例、嘉定区2例、青浦区2例、黄浦区1例、金山区1例；山东12例，其中枣庄市8例、泰安市3例、滨州市1例；辽宁10例，其中沈阳市5例、葫芦岛市3例、鞍山市1例、营口市1例；广东8例，其中深圳市3例、肇庆市3例、茂名市1例、东莞市1例；天津7例，其中西青区3例、河北区2例、河东区1例、东丽区1例；福建7例，均在泉州市；河北6例，其中廊坊市5例、保定市1例；黑龙江5例，其中哈尔滨市4例、大庆市1例；浙江4例，其中杭州市1例、宁波市1例、嘉兴市1例、舟山市1例；山西3例，均在忻州市；江苏3例，其中常州市1例、苏州市1例、泰州市1例；河南3例，其中周口市2例、郑州市1例；湖南3例，均在长沙市；陕西3例，其中安康市2例、宝鸡市1例；安徽2例，其中淮南市1例、宣城市1例；江西1例，在南昌市），含48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（上海21例，吉林12例，福建6例，天津4例，山东3例，辽宁1例，浙江1例）。无新增死亡病例。无新增疑似病例。